香港回归前夕中央发现安全风险隐患509名军人携带武器提前入港

  香港回归可谓牵动着全国以及海内外各国人士的瞩目，在这香港回归的重要时刻，必定是避免一切安全风险隐患产生，为此负责香港回归交接的人员，也是十分的谨慎。但是安全风险隐患还是出现了。

  自从1994年开始担任中英联络小组的代表的陈佐洱，就觉得每一天都无比紧张。在即将终于要迎来香港回归的最后时刻了！他还在一直忙碌。

  1994年3月，距离香港回归还有三年零四个月时间，陈佐洱又从港澳办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专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3月11日，他与妻子和一只朝夕相处的北京大白猫一起飞赴香港。

  陈佐洱素以“强硬但讲道理”著称，他也曾被外媒称为“香港回归中方第一谈判手”。他也曾表示，“外交是不流血的战场，我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在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一篇公开发表的演讲引起了陈佐洱的严重关注。那个署长说，“目前香港社会福利的提升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1995年的开支是五年前的2.5倍，每年上升27%。还要将这个增幅延续到2000年，达到第一世界水平。”

  此举以逐步扩大财政赤字、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坐蜡为代价，而且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和基本法的量入为出、审慎理财原则。

  面对媒体时，陈佐洱做了一个比喻：彭定康上任后，港英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

  一时间舆论一边倒地声讨谴责陈佐洱，给中方扣上“反对提升任何福利”的帽子，还反指责中方“干预香港事务”。

  不过，令他感动的是，还有不少香港市民或当面或写信给予他支持。其中有一位的士司机在车上认出他，激动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英国佬想在走之前把钱花光，你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呀。”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梁锦松、唐英年等特区政府要员，都曾当面向陈佐洱致谢，讚赏“车毁人亡”这句警示。也感念他，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

  同时也为人民以及国家把经济损失降到了最低。除此之外，在外交以及谈判事件上面也是如此。

  1994年起至香港回归，陈佐洱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就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问题与英方谈判。虽然也有香槟庆祝时，但更多的时候是艰难的挑战。

  末代港督彭定康曾背信弃义，提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中国香港基本法相衔接、违反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所谓“政改方案”，“其实就是为势力开绿灯”。

  为了能让香港平稳过渡，陈佐洱和同事们已经和英方代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艰难繁琐的谈判，双方在财政预算、政府档案移交、排污工程等多个角度达成了共识。

  “为特区留足家底”，确实是中方代表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陈佐洱赴港前参与的新机场建设的反复谈判也是如此。英方曾突破新机场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协议，将成本预算从986亿港元提至1122亿港元，并冒出225亿港元“或有负债”。

  而在中方压力下，经过一年多的磋商，最终英方又将成本预算降至1080亿港元，同时增加注资603亿港元，消除了“或有负债”，还将1997年后地铁和机管局的债务从730亿港元降到了230亿港元。

  这个末代港督彭定康真时香港回归的一块绊脚石。在1990年11月，约翰·梅杰接替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一职，约翰·梅杰与彭定康交情甚好，在约翰·梅杰的安排下，彭定康在1992年7月9日正式出任第28任港督，一直至1997年6月30日联合王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最后一日为止。

  彭定康上任后不久便与中央陷入恶劣的关系。在1992年10月，彭定康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报告提及政改方案，表示即将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除了要“两局分家”，取消所有委任议席。

  尽管受到中央的强烈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仍然成功在1994年6月30日获立法局通过，并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落实。但中央则表明放弃“直通车”，不会让在1995年当选的立法局议员过渡到特区立法会。而彭定康自宣布政改方案以后，任内亦再没有被邀请与领导人会面。

  除了改革立法局选举，彭定康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议推行富争议性的策略性排污计划，即净化海港计划的前身。

  策略性排污计划原本打算收集本港污水到昂船洲作中央处理，然后再以深海管道排放出大海。工程原定在1997年4月完成，但因为技术问题和承建商烂尾而一再拖延。

  为落实策略性排污计划，立法局曾在1994年通过在财政储备中拨出六十八亿，成立污水处理营运基金，但实行两年后，营运基金已亏损达五十亿元，政府迫于无奈下在1998年3月31日结束基金，并改由政府补贴。

  自从1995年10月谈判到1996年4月，中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技术后勤人员为主的196名先遣人员，分三批于4、5、6月不携带武器提前进驻香港，准备防务交接。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里，陈佐洱正趴在书桌上整理着文件，窗外是灼热的阳光，正如他此刻沸腾的心情。期待着香港回归的那一天。

  然而一通电话打到了陈佐洱这里，原来人发现方案还存在严重缺陷——假如荷枪实弹的驻港部队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尚需2到3个小时，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因此人指示，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容不得一点纰漏，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必须立即组成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全香港的防务责任。

  经常跟英国人打交道的陈佐洱，深知英方肯定会不同意，毕竟是一个注重“体面”的国家。对荷枪实弹的先头部队提前开进全力。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佐洱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就是先提出一个十分不可能的设想，以此慢慢的折中。

  折中原则也叫作赫尔威斯准则，这种决策方法的特点是对事物既不乐观冒险，也不悲观保守，而是从中折中平衡一下。

  折中原则是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相结合的一种原则。现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采取折中原则，我国采取的也是折中原则。

  就像之前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必须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当然这件折中方法，是一种对人性的解读，能够说是一语道破，一针见血。参悟这句话的人，似乎掌握了人性的奥秘，并以此作为高超的策略，屡试不爽。

  陈佐洱立刻着手准备起来。当天晚上，陈佐洱在办公的地方见到了从北京来的谈判专家，大家在一起交换了意见，同时商讨出了下一步的谈判方案。

  翌日上午就开始了五天五夜的谈判，白天口焦舌燥，夜里开会、发电报汇报请示。中央的两部一办首长白天关注前方战况，晚上特别是下半夜收到我们急电后又要忙着研究，起草批复、跑签。

  首先将先头部队提前进港的议题分为人数、路线、军营、时间和装备装甲车进驻等五个方面，其中派遣1070人的先头部队提前6小时入驻香港的6个军营等等，知会英方代表时，不出所料，遇到了强烈。

  陈佐洱对此早有准备，立马表示可以取消装甲车提前进港，并提出了交换条件，这让英方谈判代表包雅伦也陷入了沉思。

  双方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随后的三天里，此时的英方代表同意了先头部队的进港，但怎么也不愿意让军队进入威尔斯亲王大厦，表示这里是驻港的英军总部，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出的。

  谈判进入尾声，陈佐洱使出了杀手锏——如果英方不配合，中国有权在7月1日凌晨拦截“未撤退”的英军部队，还可以在国际媒体面前“检验”他们携带的行李物品。

  最终，在关于军营驻防的问题上松了口，答应在威尔斯亲王大厦部署“有限”的。

  随后，谈判进入了对先头部队人数的“讨价还价”。陈佐洱完成了交给的底线五百人，将人数锁定在了509人。因为9，在中国来说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最终谈判成功。于1997年6月30日23点53分，中国人民和英国卫队进行了交接，从此香港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中英两国首脑在整个世界瞩目下进行香港政权交接、数千名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都云集港岛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时候，五星红旗飘扬在香港上空，宣告着英国对香港长达150多年的管控彻底结束。

  而彭定康在港督府门前的 “仰天含泪”，慢慢的变成了历史的一帧画面，放在香港被割让所经历的百年耻辱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秒钟。

  香港回归来之不易，香港的繁荣更是一代代香港人奋斗的结果，不要让香港流泪，不要让老一辈香港人遗憾。

  从陈佐洱跟英方代表谈判的等等事迹，都能够准确的看出香港回归祖国，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人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可以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铭记。

  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中国人民也洗雪了百年耻辱，标志着我国在完成统一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一国两制度”的成功实践，也成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